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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时代」

使徒时代(ApostolicAge)早期教会在十二使徒领导下的一段成长和发展的时期，是从耶稣死而复活起至第一世纪末，至教会饱受逼迫时止。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时代，期间不仅有新约正典成书，且教会也逐渐建构一套哲学思想，指引教会面对：在内有假师傅和教会纪律的困扰，外有官府压迫和其他宗教侵袭的复杂环境。关于使徒时代，至今仍有许多未明朗之处。我们的知识多来自新约使徒书信的论述和使徒行传所记的教会历史。实际上，当时的立教运动是沿多条支派发展的，而新约所记仅其一支而已。例如，十二使徒的事奉，以及北非和帕提亚（里海南岸地区）等地的教会，都没有提及。然而，新约材料毕竟提供了关于使徒时代的珍贵记录。教会的奠基学者对教会奠基于何时颇存异见，大致有3说：一说以为是在彼得宣认耶稣为基督之时（太十六18；参太十八17；耶稣使用「教会」一词仅见于这两处）；第二说认为基督复活是新约教会时代的揭幕；第三说以为五旬节圣灵降临是教会的开始。各说尽管言之凿凿，但新约本身对这问题似未予重视。从使徒的观点来看，教会的诞生当是多种因素连锁作用的结果：先有耶稣的事奉；继而有耶稣死而复活，显明了神印证衪的事奉；进而有五旬节聚会，公开显示了耶稣的事奉与教会的宣讲之间承接的关系。耶稣的事奉耶稣拣选12名门徒为同工，称这12人为「小群」（路十二32）；耶稣又时常提及天国中的「穷人」和「受苦人」，这都使人想到旧约先知的「余民神学」。所谓「余民」，就是神从离经背道的以色列民中选召的一群人，他们坚守神的名，又蒙召呼吁全国悔改回转，同时为神的名而蒙受苦难。由此可见，耶稣论及教会早已想到祂的门徒，将从犹太教主流中分离出来。「教会」一词（希腊文为ecclesia）在七十士译本中出现百次以上。七十士译本是基督教问世以前的旧约希腊文译本。该词与犹太人「神的百姓」一语的概念相连，指的是末日中的一个弥赛亚团体，这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耶稣即为此而预备衪的门徒。耶稣复活耶稣复活，是祂在世事奉的至高点，也是教会时代的起点。从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对基督升天的神学阐述可知，路加是把这两者连合在一起。两书的不同叙述，强调了这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例如，从路加福音二十四章51-53节可见，是以耶稣升天为祂在地上的事奉的终点。这段叙述所强调的是，耶稣以祭司的身分，为门徒祝福，门徒则以对祂的崇拜为回应。使徒行传一章6-11节，则表明耶稣升天也是教会时代的开始。路加于此处强调门徒获得能力，领受使命，为发展教会而作好准备。有人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事，但他们很难解释耶稣的门徒为何突然被一种强大无比的信心充满。据新约作者所述，耶稣复活是这信心油然而生的根本原因。耶稣蒙难之初，众门徒无不失魂落魄。马太用「跌倒」一词（太二十六31，也有译作「离弃主」的），描述他们在主被钉十字架之后的情况。此词本是用以描述离经背道的法利赛人（参太十一6，十三21，十五12等）。众门徒若单凭自己的力量，恐怕绝难达到他们后来表现的那种满有成效的宣讲。实际上，他们确从一小群奔走四散的失主羔羊，变成了一支救世大军的开路先锋，欢欣鼓舞、精力充沛地去创建主的基业。福音书已经指出了耶稣的事奉、耶稣的复活、教会的建立三方面的关系。马可的记载提及「弥赛亚的奥秘」，因为主不准在祂从死里复活以前透露祂的基督身分（可八30，九9）。众门徒是知道这个奥秘的，但在耶稣复活之前并未真正领悟其意（可四13，六52，七17-18，九10）。耶稣的教训既是建立教会的基础（太二十八19-20），也是教会传道的内容。这个信息本无不能理解之处，但经耶稣复活的启示，就更是洞若观火了。路加的记载比较起来是最全面的，因为他把耶稣在世事奉所开辟的弥赛亚救恩时代，与教会宣讲这救恩信息联系起来。耶稣复活就是两者连系的关键。最后，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指出，耶稣复活的荣耀是信者的眼睛明明可见的。惟有透过耶稣的复活，去理解耶稣的道和耶稣的位格，然后才能真正理解救恩（约二十）和教会（约二十一）。由此可见，四福音书各从自己的角度宣布了一个共同的真理，即：耶稣的事奉为教会预备了复活后的信息。耶稣复活是基要的关键，意味着耶稣基督与弥赛亚团体──教会──同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于五旬节，这不啻是开端发轫的信号，宣布教会时代的开始。约翰福音表明，五旬节与耶稣复活是紧密相关的。先是耶稣复活后向聚首的门徒显现（约二十22），这段记述被称为「约翰福音之五旬节」，「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次会面是基督向门徒个别加力，而稍后的五旬节聚会则是圣灵公开向教会（即以色列的「余民」）的授权加委。在耶稣复活后的显现期间或不久之后，众门徒便离开了加利利而来到耶路撒冷，大概是希冀先知预言圣城诸事（赛二2-4，四十1、2、9-11）不日可得应验。在犹太人庆祝五旬节期间，教会体验了圣灵的降临。这基督教的首次圣灵降临节，至少有3重意义：（1）表明这个新弥赛亚团体向神的赞颂（可见于他们受灵感讲说方言之事，徒二4、11）；（2）标志着向普天下传福音的开始（可见于来自各国的人都可明白使徒的信息，徒二9-11）；（3）显示教会在履行使命时，必得着大能（可见于当时在会场出现的风和火，徒二2-3）。巴勒斯坦时期早期教会的自我意识草创时期的教会如何看待自己──以自己为「真正的以色列民」？抑或是仅自视为犹太民族的一分子？十九世纪的学者多持后一种见解；但也有不少人以为教会初立就「已有教会意识」。事实上，早期教会既自视为有别于以色列，但也是以色列的一分子。教会是新以色列，故而有别于旧以色列；但教会又是旧约盼望的以色列余民。教会以旧约余民的身分，号召犹太民族归入「耶稣的会众」，以应验弥赛亚的盼望。当基督徒入圣殿敬拜或参加各种犹太节庆时，他们相信是一同有分于旧约应许的应验，而不以自己仅为另一犹太教派的成员。事实上，圣殿和犹太会堂都成了基督教会传播福音的场所。早期教会所传的道，主要就是宣告旧约应许的应验，他们先指出旧约救赎的应许，然后说明这应许如何在基督里得到应验。最早成文的信条（林前十五3-5），就是根据这「应许的应验」的公式而说明基督的受死和复活，都是「照圣经所说」而发生的。新约各书（仅雅各书例外），无不反映这一主题，尤其是使徒行传记述的使徒讲章，更是充满旧约经文的引证。使徒向犹太人所反复论证者，是耶稣确为旧约所预言的基督。教会领袖早期教会领袖基本上就是十二使徒，而以彼得的地位最突出，他每被喻为教会的「基石」（徒一至十五都有所强调）。「十二」这数字很受重视，这可见于使徒行传一章21-26节，记门徒选人替换犹大之事；而使徒行传十二章2节却没有记载为约翰之兄雅各立继任者。这两件事说明，教会甫立时，使徒认为为了整体见证的缘故，必须坚持这「十二」的人数。教会既立，则无需再维持这数字。其实，追溯「十二」的原义，仍与那「余民」的主题有关，因为这个数字是呼应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十二使徒资格的确立，主要是根据他们都是耶稣在世期间事奉的同工，他们都有幸目睹主复活之后的显现，又面领主升天前的托付（徒一21-22）。后来，耶路撒冷教会的事务日趋复杂。使徒行传六章1-6节，记有希利尼犹太会众（从希腊城邑来的犹太基督徒），投诉当地的希伯来人（巴勒斯坦的犹太基督徒）在赒济寡妇的事上不公。使徒自觉传道多内务，两者难以兼顾，遂选设执事专司管理之责。「执事」一词的概念既为犹太教所无，也非希利尼语的原义（原义为「侍应」），而是源自耶稣赋予「仆人」一词的新义（参可十44）。教会星散从司提反殉教始（按：他是教会首批执事之一），一股迫害耶路撒冷教会的恶浪轩然而起。其近因固然是司提反在犹太公议会首次公开作见证的刺激，此外，教首们也逐渐意识到基督教会，不仅是犹太教中一批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结果是说希利尼语的犹太基督徒被逐出耶路撒冷，流散到周围地区，由此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教会内部领导权易手，由希利尼的执事团变为犹太本地的长老团。「长老」一词的出处已不可考，但知在保罗首次宣教旅程（徒十四23）和回耶路撒冷述职时（徒十五2），已开始使用。其次是主要领导成员由使徒而转为「柱石」（加二9），以耶稣之兄弟雅各替补了殉道的约翰之兄雅各，核心则有雅各、彼得、约翰3人。从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情况（徒十五）可知，雅各是犹太当地人的领袖。最后，自此时起始见强调属灵恩赐，以弗所书四章11节所列举的「恩赐」（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和其他的「恩赐表」（罗十二；林前十二12），显然是指这个时期教会中的不同恩赐。许多学者以为早期教会是纯粹的由圣灵引导，但经研究证明，早期教会已有组织和圣灵引导并存的情况。最重要的是，教会的星散竟然是神的计划，是向外邦发展的第一步。从各种材料来看，早期教会于最初几年曾本着「归宗神学」来解释「大使命」，意思就是对犹太教徒可以直接宣传福音，而对外邦人，则要使他们先入犹太教，然后方可谈到加入教会。自大迫害发生后，教会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去到散居各地的犹太社团中间，在那里便接触到一些「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们曾尊奉犹太教，但没有行割礼。这时教会便面临一个难题：外邦人是否要行割礼之后，方可成为基督徒？这一问题困扰教会竟达数十年之久。信条的发展教会的「传说」或信条（法定的教义条文）在教会初立时，便开始形成并发展了。《十二使徒遗训》原是本着耶稣的言论，是以耶稣的教诲为核心的。耶稣的言论虽无记载，但借着口传，靠着师生授受，一脉相承地传诵下来，其方式与拉比的传经授业并无二致。与此同时，使徒和教师又把这些教训整理为信条（例：林前十五3-5）、教义问答（为初信者而设，例：罗一3-4）、认信（在崇拜仪式上宣读，例：罗十9-10）、赞美诗（例：腓二6-11），以及那些从犹太教中撷取，并经耶稣有关言论验证的道德诫律。不过，后来随着教会开始认识到在基督里的新「自由」的范围，这些道德诫律便从传统的规范发展了新的意义。使徒和教师为向后期的教会诠释耶稣的教训和事奉，就须不断发展传统的教规、教义。许多传统教诲很早就与耶稣的言论，一同被视为正统教义。我们从新约使徒书信中，可以看到不少传统教诲常被引用（彼得前书有「传统纲要」之称）。早期教会和律法教会的事奉和生活也渐具形式。犹太基督徒多尊崇律法，对安息日诫命更谨守不懈。尽管基督「成全」了律法，律法仍有其效用；祂似乎宣告律法已经废止，但祂又明确地指示：律法的一点一画，也要谨守（太五17-20）；这是个似非而是的真理。因为在耶稣以前，公义的神和罪恶的人之间只有律法为中保，如今耶稣充任了这真正的中保，成全了律法的作用。故此，耶稣也依照律法对人的基本要求，就是悔改。不过，祂也使人不用畏缩于律法之下，以逃避神的愤怒，却得以与主建立真正的团契关系。因此，律法从某一方面说仍有其效用，但已因耶稣的工作而发生了变化。既尊崇旧约律法原来的效用，又承认律法已藉基督的工作得以成全，这才是完整的观点。当年的教会即因不能对旧约律法维持谨守与否定的平衡态度，而招致很多麻烦。具体情况在使徒行传中有清楚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将教会一步步引向外邦宣教的新时代。最初是腓利被引至撒玛利亚宣教。撒玛利亚人是一群与耶路撒冷犹太人断绝了往来的以色列群体。他们自立崇拜中心，颇为犹太人所不齿，因此在这里宣教建会的尝试，自然也遭到耶路撒冷的否决，故此必须得到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的肯定和支持；以后更有圣灵降临的事，重演于撒玛利亚（徒八5-25），终于确定了在当地的福音事工。圣灵降临于撒玛利亚人身上这一明证，使早期教会终于摆脱了纯犹太化的倾向。继而是彼得见异象与哥尼流的皈依。彼得所见的异象（徒十9-16）与犹太饮食律有关，也跟禁与外邦人同食的诫律有关。哥尼流身为异族却敬畏真神，他皈依犹太教，却没有受割礼（徒十17-43），他的归正也要得到圣灵降临的肯定（徒十44-48）。关于律法和教规的争论，终因保罗在外邦的宣教而加剧。犹太基督徒遂分成两个对立的派别。保罗的反对者（犹太律法主义者）就其使徒资格（加一1），甚至宣教动机（加一10-12）而大肆攻击。他们坚持皈依者必须先行割礼，才能入教。保罗则以此为反对福音，便把问题提请耶路撒冷大公会议裁决（徒十五）。大公会议在彼得和雅各深有影响的发言之后，肯定了外邦宣教的做法。这等于宣布巴勒斯坦时期的结束。但大公会议同时也要求外邦信徒，必须尊重犹太律法中那些敏感性的条文和规定（徒十五23-29）。早期教会的纪律关于外邦宣教的政策，尽管有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公决，但犹太律法主义者不仅没有放下对保罗的攻系，反而变本加厉地反对保罗。耶稣对门徒早有授意：如果再三规劝无效，便要从教会中开除出去（太十八15-18；参加六1）。犹太律法主义者或因此脱离教会而成为一异端宗派。从使徒书信可以看出教会对他们在态度上的改变：加拉太书尚只指称他们为反对的人，较后的书信（林后十一13-15；腓三18-19）则直斥他们为「假使徒」、「撒但的差役」，并预言他们毁灭的结局。崇拜「教会」一词的希腊文原义（「蒙召的人」）和有关动词的含义（「集合」），都说明早期教会的中心活动是共同崇拜，同时也影响信徒生活的各方面。七日的第一日集会是纪念耶稣复活带来的新的创造。这个规矩大概在巴勒斯坦时期已成定制（参徒二十7；林前十六2）。星期日之称「主日」，首见于启示录一章10节，而该词的使用大概要略早于此。起先，基督徒于安息日（星期六）集会崇拜于犹太会堂，部分教徒于翌日在家中聚会（徒二46）。据使徒行传二章42节记载，崇拜的主要活动有使徒教导、团契、擘饼、祈祷。在犹太背景，教导不止于宣讲教义，还包括把传统实践在日常生活中的指示。且「教导」也非领袖一人的责任，而是会众人人有分的。任何一个犹太教徒都可以登台训众，一家之长更有责任对妻儿仆婢说经论道。崇拜过程中，基督徒的教导形式往往采取教义问答方式，如彼得前书和希伯来书之所载。在圣餐聚会中的教导，也是援犹太教的先例。会众的团契可指礼物与捐赠的收授（徒六12；罗十五26），或指同席共餐（也可指圣餐）；团契也指个别信徒的合一、分享（从徒二42可见其与教训的关系）。使徒行传二章42节所谓「祈祷」，想必是集体的祈祷，在圣殿、会堂或基督徒聚会中进行的公祷。「擘饼」是崇拜的核心，包括两方面：一为同桌共食，称为「爱筵」；二是纪念耶稣在最后晚宴上所作训诲的圣餐（林前十一23-26）。在最早期，第一部分悉按犹太方式进行；第二部分则照耶稣在最后晚宴（实际正是犹太逾越节的筵席）上之所行，基督如何设立圣餐、聆听教训和赞美神都是圣餐的一部分。教会整体分享晚宴与圣餐的属灵含义，是不可分开的。两者到后来才告解体；这是因为希利尼教会中，爱筵被误用了。这些教会忘记了爱筵的意义，竟利用这个机会饕饕豪饮，与异教徒的宴会几无二致；他们以填充欲壑替换了推诚互爱的原义（参林前十一20-22）。早期基督教的洗礼，被视作与犹太教的割礼有殊途同效之功（参西二11、12）。洗礼源于基督复活后的宣谕，遂在施洗约翰的洗礼中注入了新意义，成为信徒进入天国的门。初时，皈依者于悔改归正时即受洗，当即入教（徒二38，八12-13，九18等），后来才渐发展成正式、有规制的圣典之一。扩展时期保罗的宣教这位外邦使徒使巴勒斯坦时期趋于尾声，但也同时揭开了教会向普世扩展的序幕。外邦宣教的发源地是安提阿（叙利亚）。这是一个拥有300,000人口的大城，犹太人占1/10。使徒行传八章所记，说希利尼语的犹太人离开圣城后，把福音于希腊人中传扬；他们在安提阿建立了教会，皈依者无须行割礼，对律法中的许多诫律，以及口传的传统，也不再尊奉（徒十一19-21；加二3-14）。这一批人获得「基督徒」的称号，门徒得这称号即始于此时（徒十一26）。保罗就是在这安提阿教会蒙召，作外邦人的使徒（徒十三1、2）。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的关系教会中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两股势力常互相抗衡，但也带来肯定的对应结果，这情况尤以散居各地的犹太社团为甚。至主后一世纪，犹太人的思想已渐溶入希利尼成分，教会于这两股势力中起了创导的作用。其结果便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思想自由沟通，各自给教会的传统增添了新成分，从而熔炼出更深刻隽永的信仰意义（如容忍、博爱的观念）。进而，希利尼主义和犹太主义又在耶稣之教训的基础上，得到了新解释，各自有效益的传统便随着教会的发展保留下来。新约的使徒书信均显示了如何将各地方的情况，置于耶稣的教训之下来解释。骤看之下，保罗在著述中似绝少援引基督的训诲，但细读之下便可发现，保罗常引用的教会传统，实植根于耶稣的教训和影响。故此可以说，教会中的希利尼观点也好，犹太观点也好，都在耶稣教训的最高权威管制之下。另一方面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同桌共餐」上的问题，并未因耶路撒冷大公会议而有所化解。刻守成规的犹太人总觉与外邦人的社会交往，尤其是同桌共餐，会使他们沾染不洁（参徒十10-16；加二11-14）。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议决是革命性的（徒十五28-29，二十一25），它不仅要求外邦教徒尊重犹太人的饮食律，更明令鼓励犹太人与外邦人「同桌共餐」。保罗向他所建立之教会，以强壮和软弱为名来讨论这问题。所谓「强壮」是指灵命成熟，无须以律法约束自己，例如，不吃祭过偶像的肉（林前八至十），或只吃素菜（罗十五），他们不会觉得违背良心。但保罗也告诫他的读者，要担待「软弱者」的谨小慎微，以求保持教会的和睦。使徒的宣讲在教会发展时期，使徒的宣讲也屡经修改而渐趋完善。犹太人宣讲的重点，是在宣布耶稣为弥赛亚；外邦教会则强调一个大喜的信息，即「耶稣是主」。外邦人素无对弥赛亚的期待，因此他们缺乏把耶稣理解为基督的思想基础，「基督」在他们心目中，是耶稣的别名而非称号。关于宣讲神的国和神国的王是耶稣的重大题目，也不得不有所隐讳，因这易使罗马人误以为是宣扬谋反（徒十七7；参十六21）。另在新环境下也增添了新概念，诸如「养子」的概念（皈依者被接纳入教，即意味着被神收纳为「养子」，这个比喻在外邦相当普遍，却为犹太人的传统观念所无）和宇宙的概念（西一15-20所载的赞美诗，即反映了这一概念）。对犹太人的宣讲较为固定和单一；但对外邦人宣讲却常有灵活多样的变化，这是因为异教世界的观点千差万别，宣教也当因地制宜。如保罗对雅典知识界的讲话（徒十七22-31）和对路司得普通百姓的讲话（徒十四15-17），就反映了这些差异。在该两处地方，保罗均以自然启示作开场白，向犹太人宣教则以先知预言的应验为引论；他在雅典的讲话中，多次征引斯多亚哲学和以彼古罗哲学；在路司得的讲话，则全力攻击偶像崇拜的愚蠢。然而，向异邦传福音的核心内容却是统一的。在以后数世纪，向外邦的宣教，一必力斥崇拜偶像，二必宣扬唯一真神。主后二至三世纪的早期教父，在强而有力抨击拜偶像的论战中，绝少有诉诸自然启示论者。我们知道，自然启示的哲学思想在基督教形成阶段中，颇适用于外邦宣教；这时传福音，宜多取调和态度而少使用强烈的论战手段。传福音尚有另外两个统一不变的主题：一是基督的复活和第二次降世审判世人（徒十七31；参帖前一10）；这个主题强调的是神的救赎计划。二是要求世人在三位一体的真神面前悔罪。由此可见，外邦宣讲的方法，虽然会以听众背景之不同而有所变通，但其主题却是统一的。宣教策略也应运而生。教会的发展是以城镇为根据，向四周扩布。首先把建会立教的重点置于人口稠密的地区，设教会于通都大邑，然后再把皈依的信徒派往周围地区。这种策略在以弗所教会有最典型的例子。保罗在以弗所停留了两年，先藉推喇奴学院教导（利用一座希腊哲学学校传播福音）。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教会从以弗所派遣皈依的教徒如以巴弗等（西一7，四12），把信息传到附近地区。保罗托为根本之地的有哥林多和以弗所，前者为亚该亚的都城，后者为小亚细亚的都城；继而他又移向罗马，这更是世界的中心。教会中的社会阶层教会在外邦人中吸纳的对象，十分广泛。后世学者多强调早期教会成员，以社会低层占绝大多数，但其通病在于误解耶稣和保罗所谓「穷人」和「弱者」的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该两词是指灵性的状态和光景，而非指其经济地位。当时，外邦人对纷纭的众神已失去信心，多神论只带给他们灵性的真空，因此，犹太人的一神论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基督教具备犹太教在宗教和道德方面的一切优势，又剔除了犹太教的缺点（割礼、繁琐的教规），其影响更为巨大。从一开始便有很多上层人士加入了教会，如犹太人的祭司阶层（徒六7）、希律家宰的妻子（路八3）、居比路的总督士求保罗（徒十三7、12）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上层人物。教会所宣布的自由有极大的吸引力，但同时也引起了不少问题。路加在福音书中，强调提高无权者的地位（卑贱者、妇女、儿童），显示后期教会的信息，是基于耶稣在传道中所表明的态度。所谓信徒在神面前一律平等这真理（加三28），无论对奴隶（「不分……自主的、为奴的」），还是对社会地位卑微的妇女（「或男或女」），无疑都是使人惊愕的事。从保罗在教会论及妇女的讲话可知，自由的主张使教会在外邦人中蒙受「不名誉」的指摘；如腓立比书四章3节，记友阿爹和循都基两位妇女都被保罗视为同工；如腓利门书10-13节表明，阿尼西母虽是奴隶身分，但保罗待之如兄弟，毫无轻慢之意。由此可知，基督教带来的社会自由，在外邦世界确属史无前例的事。早期的异端基督教吸引异教徒入教，也产生了极大的内部问题，那就是在早期教会内部出现了异端邪说。说来也不足怪，正如犹太律法主义者力图使基督教仿照犹太教一样，而甫脱离异教的皈依者，也企图以希利尼的思想来重写基督教的传统教义。一个典型例子便是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徒八9-13）。后来的教父们都以为他是诺斯底主义的鼻祖。所谓诺斯底主义，是一种哲学学派，自认为拥有一种属灵真谛的特殊知识。西门的邪说在撒玛利亚受人尊崇，他自己被人认为是直接出自神的神人。他的属灵优越感，使他意图从使徒手中购买权柄，可以发放圣灵恩赐。西门只是众多扰害教会的异端之一。新约多部书卷如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约翰福音、约翰壹书、启示录、歌罗西书等，都直接驳斥这早期的基督教诺斯底异端。后期的诺斯底派视耶稣为出自神的「最高神人」，说耶稣是灵而非真实的人，且认为救恩只有透过以耶稣为核心的神秘知识而获得。保罗在哥林多宣讲耶稣基督里的自由，引起了另一种异端，可称「自由主义」（林前六12-13，十21-24）。希利尼思想界由于轻视肉体，结果便导致禁欲主义（林前七1-2）。此派甚至否认耶稣肉体的复活（林前十五）。犹太基督教也在朝希利尼哲学思想的方向发展下去。如歌罗西书和教牧书信指出，连犹太教关于饮食和节期的律令，也按禁欲主义思想重新诠释，而被视为诺斯底主义的前身。「教师」因为神秘的知识而被信众高举。领导层的变化早期基督教的领导成员，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有雅各和保罗之先后被接纳为使徒，教会的中心领导成员便超出了原来的12人。保罗的使徒职分是基于两个因素：一是他亲见复活的主（林前九1-2）；二是他奉神委派作外邦人的使徒（罗十一13；提前二7）。我们很难确定当时的「使徒职分」包含的范围有多广泛，因为「使徒」一词已成了半泛称的性质，可用以指任何奉教会派遣的人（林后八23：作「使者」；腓二25：作「差遣的」）；保罗又以该词之复数指称他的传道同工（罗十六7；林前四9；帖前二6），其职务范围就更难确定，想必兼有「使者」和「同工」之义，或作巡回宣教士的泛称（主后二世纪「使徒」此义开始流行）。教会中按恩赐事奉及建制治理，仍得以保持平衡。以弗所书四章11节指出，圣职是基于属灵的恩赐（参林前十二28-30，此处把职位与恩赐合在一起而不分彼此）。教牧书信所用的职务名称也颇含混。学者大多以为晚至扩展时期末，「监督」与「长老」尚无区别。不过，从这3封书信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建制运动已在发展，至主后二至三世纪便形成了固定的教会圣职制度。崇拜的变化扩展时期，教会的崇拜模式也有很大发展。犹太教的安息日和各种节日，在外邦教会中已失去其约束力（加四10；西二16）。目前，学者对于一个纯粹以讲道和祈祷为主的聚会的形式仍有争论。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犹太教会还是希利尼教会，都有两个基本敬拜聚会：一是圣餐，包括礼仪和教导；二是宣教聚会，地点或在圣殿，或在会堂（犹太）和演讲厅（希利尼）。只是新约各书只记有聚会举行，却未提及聚会的形式。主后二世纪幸有两部作品流传下来，对解决这一问题大有贡献。一为《十二使徒遗训》，是一部记载早年教会道德准则和礼拜仪式的书籍；另一为罗马省长皮里纽呈罗马皇帝他雅努的书信。从两者可知，当时有一个独立的敬拜聚会，以讲道和教导为主。这样的聚会可能在圣餐前，目的是使信徒预备好接受圣餐。因此，哥林多前书十四章23节（提及聚会有非信徒参加，显然不是圣餐）和十四章26节（指出礼拜的内容有诗歌、教导、启示、说方言）所指者，大概就是另一独立的礼拜聚会。该聚会之后可能再举行爱筵和圣餐。如前所述，巴勒斯坦时期，爱筵和圣餐是一起进行的，后因希利尼教徒的滥用，便分开举行。至二世纪初（据《十二使徒遗训》），圣餐已于爱筵后分开举行了。故此，早期教会的崇拜程序便可大致确定如下：（1）聚会祈祷、教导；（2）爱筵；（3）圣餐。洗礼成为礼制，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随着教会的发展，信徒的成分日趋复杂。一个庄严而正式的入教仪式已必不可少。不过，关于洗礼聚会的描述，直至二世纪才见诸文字。聚会的中心环节是受洗者的信仰宣认，罗马书十章9-10节所记；这宣认后来发展成问答形式，受洗者表白其信仰及品格，同时也趁机教导受洗的意义。第一次迫害罗马皇帝尼罗在位期间，对基督徒展开大迫害。这场风暴一起，教会的扩展时期便趋结束了。主后58至60年保罗下监，但他的被释及第二次入狱，却引起众说纷纭。使徒行传并未记述保罗获释，又似乎暗示他将被行刑（徒二十25）。然而，教牧书信肯定了保罗的获释及他在小亚细亚和马其顿继续宣教。保罗之死（彼得大约也死于同时）标志着扩展时期的终结。自此，公开传福音已不可能，基督教遂转用「地下宣教」。其实，尼罗皇帝对基督教的禁令，只是迫害狂潮的结果。当时的民众把基督徒看作一群特立独行、惹事生非之徒，仇视的情绪酝酿已久，尼罗便利用基督徒作代罪羔羊，以遮掩自己的罪行。巩固时期过渡期下一阶段的教会史，是从使徒领导下的大发展时期至天主教会数百年统治时期的过渡。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目击者已相继去世，不啻是失去了早期教会的辩道实力（参林前十五6）。耶稣早已强调不凭眼见而信（约二十29）。约翰福音大概也是为了预备教会在约翰死后的需要而写（约二十一18-23）。随着使徒的去世，教会便逐渐倚赖传统和第二代的领导。耶路撒冷陷落终结使徒时代的另一重大事件，便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陷落。不久之前，大批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已从圣城逃往珀拉。自此，教会便脱离了她的发祥地，开始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一时之间，教会失去了领导中心，直至二世纪教会在不同地区开展，如安提阿、罗马、亚历山太等。罗马以其地处帝国中心的有利地位，曾吸引先期领袖如保罗、彼得到那里事奉，自然便成了西方教会的领导，亚历山太也成了东方教会的中心地。异端和定制趋向教会内部的犹太基督教徒自犹太律法主义者的时代以来，已有所变化。他们不再主张凭律法得救，但仍坚持犹太习俗及思想方法。退出教会的犹太基督徒与渐有规模的教会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及至二世纪之初已少有联系了。然而，诺斯底主义的实力和影响却剧增。诺斯底主义一时兴旺，自有其历史原因，因为这种思潮在异教社会已勃兴起来，至三世纪已达顶峰。一些较后期的新约著作，多有驳斥教会诺斯底倾向的论述。诺斯底主义的泛滥当以埃及和叙利亚最着。叙利亚的势力藉「行邪术的西门」及其徒众而盛行。他们实际上已把基督教改变成为一种希腊神秘宗教。伊格那丢等二世纪杰出的基督教作家，就是在反诺斯底主义的辩论中发展出教父时代的教义，包括：灵魂和肉体合一论、早期基督论、肉身复活论等。在希利尼的世界，问题就不止于教义，且涉及道德。异端之大者尚有幻影说和与之相偕而行的自由主义。前者把为神的基督和为人的耶稣分割开来，强调基督并未在十字架上受死，而是早在死前脱离躯体而去；后者则与异教徒的纵欲主义无大差别（参启二14、20）。教会对异端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属教会的传统予以回应（见于约翰壹书）；另一种则着力发展教会的定制，并演绎出教会与圣礼的神秘解释。教牧书信可作第二种方式的基础，指示各教会以革除教籍为手段，对付那些假教师（提前一20；多三10；参帖后三6、14-15）。诉诸于历史传统的方式在反对异端邪说，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在教父力主建立定制的努力下，教会藉定制以对抗异端之法益张，并为后来天主教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终于，「定制化」作为教会纪律的方法便发展起来了。使徒时代，纪律是一种集体责任，强调教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自守自持；各项步骤如对证、认罪、悔改、赦罪等，也都是个人的经历，是教会的团契生活的一部分。直至使徒时代末，尤其是使徒领导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这种个人的属灵经历便「制度化」了，也就是说，成了教会圣职人员向教会组织负责的职能。《十二使徒遗训》表明，认罪和悔罪都被纳入了教会的礼拜仪式；同时，保持教会纯洁与统一的责任，也愈发成为主教一人的职权，而不再是信徒个人的事了。教会的领导教会的领导架构一直发展，这也许是由于缺少使徒那样的属灵权威。既然使徒那种无可争议的领导权威已不复存在，教会领袖只有集中发展其余的职位和功能。长老、监督、牧师这些名目，在早期教会经常交错使用，以后则渐成定职、定衔。这作法首见于小亚细亚诸教会，不久也为西方教会所效法。例如，罗马的革利免（主后88至97的罗马主教）尤以监督等同于长老，而伊格那丢（安提阿主教，其写作活动主要在二世纪前10年）笔下各教职的高低尊卑已迥然有别：主教是最高的教会首脑，其位至尊；长老和执事是副手，长老次之，执事尤次之。伊格那丢首创圣职三品制，遂成为后世教会遵行的模式，这被称为君主化的主教制，到二世纪中已成定制。在这个体制之下，主教成了使徒的继承人，独掌主持洗礼、圣餐等圣礼的大权。这样一来，教会中按恩赐治理的模式渐渐终止，而代之以主教制。后使徒时代的作品所开列的圣职名单中，已不列「先知」和「教师」之职；每提及使徒，也视之为已过去的事。这些著作的作者尽管承认先知或教师的职能继续有效，但更相信这些职能已由教会现任圣职人员承担。二世纪初尚有革利免、伊格那丢、玻旅甲这些声望卓著的教师，但此职已渐不存在。教导已渐失去独立和创作性，而变成了诵读教会中的权威著作。就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对一部权威的新约正典的兴趣，正日益浓厚起来。新约正典的辑成正典的形成，实际于使徒时代前期即已开始。耶稣的讲论早已被尊为正典；新约使徒书信既成，传统信经便也有了权威地位。保罗书信究竟自何时起被视若正典，已难确定，但可知这些书信老早就在教会中宣读，也被视为有使徒的权威（参西四16；帖前五27；提前四13）。在以弗所书的早期手稿中，不见「达以弗所人」几个字，或可说明该信原是为众教会写的。学者多认为在礼拜中宣读保罗书信，可代替讲道，但却不是代替宣读经文。彼得后书三章15-16节似说明保罗书信的正典地位已获承认。福音书各自从成书之日起，大概就已经有了正典地位，4本福音书的辑成约在一世纪之末（据四世纪教会史家优西比乌之说）。后来之所以有辑各正典为一册之举，是为了反击异端学说，例如马吉安主义。马吉安在大约140年，编纂了一部所谓「权威正典」，以正其否定旧约之说。为了对应马吉安及其他异端，第一部新约正典──穆拉多利崇拜正典──于180年问世。教会的崇拜和圣礼也愈发趋向定制。圣餐和洗礼被认为是蒙受救恩过程中的一部分，而不是蒙恩得救后的感恩纪念。同时，两种圣礼的礼仪也陆续发展，成为一套完整正式的礼仪，整个崇拜聚会的仪式也如是。崇拜过程中的灵恩方式（参林前十四26），渐为按固定格式的诵读所代替。会众的自由祈祷，也改由主持礼拜的圣职人员宣读祷词。结论早年教会经历了无数次的内乱，又从万难抗衡的压迫下走了过来。研究教会史的学者对教会的存留和增长，无不叹为奇迹。发端于使徒时代的教会，终于变成了一壮大、不断增长、组织严密的伟大运动，在罗马帝国全境发展起来。GrantR.Osborne另参：「使徒行传」；「使徒」；「诺斯底主义」；「职事／事奉」；「圣经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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