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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年代学」

旧约年代学(Chronology,OldTestament)圣经研究的一门分支学科，其任务是考定旧约事件的时序和年代。旧约年代学所用的材料包括经内和经外两种。经内材料有：(1)个人和氏族世系的谱籍；(2)关于人物年事、君王在位和事件历时久暂的数据；(3)提及与事件同时发生之灾荒天象或君王掌政的记述（例：摩一1；亚十四5）。在旧约，上述3方面的材料几乎俯拾即是，这或会使人以为确定旧约事件的时序日期并非难事。然而事实上，每类材料都有其特殊的问题，欲尽其用，则非首先解决这些问题不可。有助于确立旧约年表的经外材料也相当丰富，而且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而与年俱增。这类材料有：(1)埃及、巴比伦等古代强国的战纪及其他大事记；(2)祭天颂功的铭文；(3)帝王将相的功业年史记录；(4)陶器破片（包括朝廷与出征将帅或将帅之间的军情通报；也有信件、税款交收、钱银交易等记录）。

经考古学判断年代的这类陶器破片，往往可补充圣经的记载。圣经年代学者的任务，即在对经内经外的有关材料进行对比考查，从全部数据中找出相关环节，从而建立一个能够容纳绝大多数材料的可能年表。需加注意的是，每有新证发现，都可能给既定的年表带来某种变化。总的来说，圣经年代论的基本架构是相当稳固的，然而其内部的某些环节，无疑要随着新证的出现而不断有所变化。一般来说，事件愈古，则年代也愈难确定，误差幅度也愈大。例如，主前两千年代的事，年代误差往往可在百年之间；及至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约主前1000），断代定年的误差可在10年之内；而达主前九世纪中期，除一、两个特殊年代问题外，考究的精确度已可限于一、两年之内了。研究旧约年代的学者都须注意这个限制。前族长时代经内证据创世记前11章记载了以下诸事：创世（创一、二）、堕落（创三）、该隐和亚伯（创四）、洪水（创六至九）、巴别塔（创十一）。这些事件都按其年代次序记述。据创世记五章可知，从创世到洪水整整有10代人的间距；他们各人的年寿平均高达847岁，但从亚当到洪水实际只相隔了1,656年。又据创世记十一章所记，从洪水到亚伯拉罕又有10代（根据主前三世纪的七十士译本，希伯来语的马所拉抄本则有9代），期间每人的平均年寿是346岁（此数是按七十士译本创十一13，算入享年460岁的亚法撒之子该南；另参路三36）；而洪水到亚伯拉罕相距只520年。如果仅按这些数字计算，那么亚伯拉罕出生时，其先祖（从闪以下）大多尚在世，其时距创世仅2,176年。对圣经数据的理解若对圣经数据全按其字面记述接受，则必先有如下假设：宗谱所载的人名毫无遗漏，记录的数字并无间断重迭，而且这些数字也可按今人的数学概念来作解释。这些假设都必须置于已有定论的史实中间，加以严格的检验。其实，将圣经各书所载的相关谱籍略加对照，就会发现家族的人名时有遗漏，甚至时代最近的马太福音记录的家谱，也有这种情况。例如马太记录从大卫到耶稣的两组家谱共28代（每组14代），若与旧约几份家谱的相应部分对照，可知马太家谱遗漏的人名甚多；而路加所录的同期家谱凡42代，较马太所录家谱多十数代。再试将历代志上一至八章的家谱和创世记、出埃及记、民数记、约书亚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的相应谱籍比较，前者的遗漏也触目皆是。更需留意的是，近东古人记录的数字，与今人的数字记录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现象于经内、经外均不乏其例。例如，古文物中有早年统治舒鲁帕克城的8位苏默王的名表，据考是延德纳塞世纪（约主前3000）被「大洪水」淹没以前之事。名表记载每一王祚，平均都在30,000年以上。后来巴比伦玛尔杜克大神的祭司比洛舒（主前三世纪）将名表上的8王增至10王，且将每一王祚延至43,200年。这种巨大数字至少给我们提供了看待创世记数字的另一个角度。从现有的证物来看，我们当然不妨认为创世记所记亚伯拉罕以前各族长的年岁，「对记存这些数字的人来说是有真实的意义。」（旧约学者哈里森语）不过，我们在计算各代的实际年限时，却不可纯按经文字面的记载来计算；更何况不同版本之间已有出入，如七十士译本和撒玛利亚五经与希伯来语的马所拉抄本，3者在许多细节上就颇有歧异。这说明创世记的数字记载及其他，早在古代经学家中已引起了怀疑。经外证据迄今为止，考古发掘尚未提出任何证据，足以给创世记一至十一章所载诸事（包括创世及其他）定年断代。此事之难，从洪水的考查已可概见。宣布洪水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者虽不乏其人（有科学家、勘探家、神学家），但至今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所发掘的古城（包括举世最古的城邑），尚无一个能为洪水的存在提供左证。

从米所波大米发掘的若干古城，确可显示历经水患的痕迹，但其中却有3大因素使我们极难把这些水患，与创世记六至九章所记的洪水等同。其一是水患遗迹的层位证明其发生的年代多不一致；其二是邻邑无水患之迹，说明水患是局部性而非普遍性；其三是未发现文化断层的迹象，证明这不是那令人、地一致灭的洪水。这3大因素证明经考古发掘所找到的那些水灾遗迹，并非创世记所载的那次洪水，而只是两河平原常见的一般水灾，与今日幼发拉底河的定期泛滥并无两样。由此可知，创世记中的一些问题仍是不可解答的谜。以圣经为神言记录的人，均以为创世记一至十一章的年代问题与它所展示的关于救世、信仰、顺从的神学真理比较起来，实在是极为次要的问题，丝毫无碍于我们理解神的真道。从亚伯拉罕到摩西族长时代圣经学者同意亚伯拉罕、以扫、雅各实有其人，却在亚伯拉罕的年代问题上持有很大的歧见。给亚伯拉罕定代的意见有早晚两种极端。趋早说将族长时代定于主前2086至1871年之间；趋晚说力主亚伯拉罕是主前1400年左右的人。鉴于每说都强调其与圣经材料最为契合，所以有必要略作分析以定取舍。旧约确有不少记载有利于趋早说。列王纪上六章1节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按趋前说的意见，所罗门建殿是在主前961年，上溯480年，便是主前1441年，这是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年代；再上溯430年（参创十五13；出十二40），即主前1871年，便是以色列人家居埃及为奴之年。再看下面的圣经数据：(1)创世记十二章4节记：「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2)创世记二十一章5节记：「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一百岁」，可知其时他在迦南已渡过25载；(3)60年后又生雅各（创二十五26）；(4)130年后雅各晋见法老（创四十七9）。以上4项数据显明，自亚伯拉罕入迦南，至雅各下埃及，共有215年，由主前1871年上溯215年，便是主前2086年，这就是以色列民之祖亚伯拉罕入迦南的年份；而他的生年是在主前2161年。然而，上述推论在某方面尚欠考虑，致使这份亚伯拉罕年表，还远非无懈可击。例如，从出埃及到建所罗门圣殿共480年，也就是说，旷野飘流的40年、约书亚时代、其后继者的时代、士师时代、撒母耳时代、扫罗时代、大卫时代这7个历史时期，都包括在这480年中。尽管这几个时的久远暂不详，但连最保守的估计，也以为至少非600年不足以涵盖那几个重大的历史变革。再如，以色列民寄居埃及的历时也有问题。撒玛利亚五经和七十士译本，均将以色列民定居埃及的「四百三十年」（出十二40），视为包括亚伯拉罕宗族定居迦南的215年；这有新约保罗的话可以为证。从加拉太书三章15-18节可以看出，保罗认为神向亚伯拉罕颁赐应许，至以色列民领受律法，这中间恰有430年之隔。保罗所依据的，显然是当时流行的希腊文旧约七十士译本。可见，在研究圣经年代时，对七十士译本的数字是不可不顾的。趋晚说则将亚伯拉罕的年期限于主前1400年左右，其理由有二：(1)创世记所描述的族长社会与努斯楔文坭版所反映者大致相符；坭版发现于米所波大米东北部的古城努斯（巴格达北175哩）；(2)努斯坭版已考定是主前十五至十四世纪之物，故此，与其相应的族长时代，也必不会超越这个时限之外。趋晚说避开趋早说所使用的那一套旧约数字，而取另一套也是出自旧约的数据。该说认为，约瑟在雅各入埃及时已任宫廷高官，年事必已很高；他享寿110岁，得见其曾孙出世（创五十23、26）。摩西亦属约瑟的曾孙辈，但其曾祖利未是约瑟兄长，可想摩西较约瑟的曾孙年长。故摩西出生时，约瑟可能仍在世。神曾对亚伯拉罕预言说至「第四代」，其子孙必重归迦南（创十五16）。那么从入埃及的一代（约瑟）算起，利未──哥辖──暗兰──摩西，恰为4代（出六16-20；民三17-19，二十六58、59；代上六1-3），且总共是100多年之内的事（以约瑟终年为参数）。因此，以亚伯拉罕为主前1400年左右的人，是符合族长时代的年限要求的。然而，将亚伯拉罕的年代划定在主前1400年左右的说法，却未能与圣经两个重要数据一致。一是创世记十五章13节和出埃及记十二章40节所载的寄居年限（430年）；二是旷野飘流的40年（或「一代」）。连一些持中的学者也认为，欲接受主前1400年之说，就非把旷野飘流的年限，由40年减至2年左右不可了。简言之，趋早与趋晚二说各有其所据（前者与摩西家谱相符；后者与创世记、出埃及记的数据相符）。趋晚说认为在闪族社会，圣经家谱一般来说可提供更为可靠的信息；趋早说则处处以经载数据为准来计算年代。鉴于以上两说各有顾此失彼之处，更多的学者在族长时代分期定年的问题上，采取容量更大的折中说。该说认为，从考古学上看，亚伯拉罕的生平事迹及其时代应是主前两千年代早期的事，而与任何较晚的年代推测均不兼容，因此大致断定在主前1800至1600年之间；据此可制定一个较为宽容而可行的年代表，使经内与经外数据均可容纳其间。考古学提供了4方面的证据，足以说明将族长时代划定在主前两千年代的早期是正确的。(1)迄今所掌握反映族长社会的考古材料，除十五世纪的努斯坭版外，还有从其他古城发现的大量坭版，其年代多有早于主前十五世纪，所反映的社会制度和习俗，也与创世记和努斯坭版所载者大体相同，足见族长时代起始犹早，殊不可以以主前十五世纪为限；另考努斯人即何利人是从其他地方（大概是亚美尼亚）迁居米所波大米北部的部族，其社会组织、文化习俗的缘起无疑更早于努斯坭版。以上种种均可证明，以主前十五世纪为亚伯拉罕时代，显然是为期过晚。(2)创世记所载亚伯拉罕诸先祖的名字，今已多可从米所波大米北部许多古城的名称得到印证。这些古城分布在亚伯拉罕起程往迦南的哈兰城附近（创十一31至十二3）。已知哈兰城的繁荣时期是主前十九至十八世纪，这可作为亚伯拉罕生活时期的重要左证。(3)主前2000年之后不久，即有大批来自沙漠地区的闪族游牧部落，涌入了「肥沃月弯」的文明社会，即旧约所谓的「亚摩利人」。他们在米所波大米北部及叙利亚一些城邑定居，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其最显著者就是主前十八世纪汉模拉比治下的巴比伦城。以前有学者以为汉模拉比即「暗拉非」（创十四9）。语言学分析虽已否定了该说，但从考古学上所看到的亚摩利人入侵后的社会状况，却证明创世记所述者基本出自同一背景。(4)另一亚摩利古城马里，如今已是无人不晓的考古名城，因为从其王宫和藏书库竟有两万多件坭版文献被挖掘出土。马里在地理位置上与哈兰共一领域。坭版已经考定为主前十八世纪之物，是时的马里王为心利琳，与巴比伦王汉模拉比有大量书信往还。关于该区域不同部族及其流转移的情形，从坭版记载也可清楚得见。坭版中另有一批文献，所载之人名多有与亚伯拉罕（亚伯兰）、雅各、拉班之名极为相近者；也有不少西部闪族人名。这更可作为亚伯拉罕生活时代的左证。至今为止，关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的存在和活动，尚未有直接的考古证明；当然，否定的证明也概无所见；至少在这两点上各派学者已达到了共识。然而，考古学却提供了不少资料，使圣经关于族长时代的记述愈益清晰和实在。出埃及的年代族长时期的年代难以确定与不能确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准确年代很有关系。从根本上说，亚伯拉罕的年代不能确定，则约瑟或雅各入埃及的时间也无从确定，而以色列人寄居埃及的起止年代也没有确数。多年以来，圣经学者均视列王纪上六章1节为确定出埃及年代的铁证；因为所罗门4年已可断定为主前967至958年（容许10年之误差）。在此数上加480年，自然便是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大致年代（主前1447-38）。然而，这个年代却与圣经的其他数据不符。如果细审从出埃及至建殿期间所发生的诸般事件（也即从民数记开篇至王上五18所记载的各事，可知那间隔不会是短短的480年，而至少需600年方合情理）。出埃及年代既缺乏确证，学者们的意见便也多所纷纭；大致上有两个基本倾向。一是坚守列王纪上六章1节之说，将出埃及的时间定为主前十五世纪，其证据有5：(1)士师记十一章26节记述士师耶弗他宣布，其时以色列人占据希实本之地已长达300年之久。如果耶弗他作士师大概是在主前1100年，那么出埃及的时间显然正是主前十五世纪中叶。(2)主前十六至十五世纪连续3代法老均无子嗣，摩西之被收养可能即在此期间。再后，则19朝王（主前1306-1200）均有子嗣，当然就没有收养外嗣的必要了。(3)在埃及亚马拿废丘发现有「亚马拿坭版」，其一记载有哈皮鲁入侵迦南之事（主前1400-1350）。该事恰可与约书亚记所载以色列民攻占迦南之事，互为印证。(4)主前1220年的每纳他柱铭（在柱形石碑上刻埃及法老王功业的铭文），记每纳他统军入迦南时曾与「以色列人」相遇，暗示其时这支民族已居迦南多时。（5）考古学家嘉士登曾对耶利哥遗址作考古勘察，证实该城毁于主前1400年左右。

然而其他证据却多不利于此说，于是有另一种倾向，即把出埃及的年代定在主前十三世纪，具体地说，是在主前1290至75年之间。其依据如下：(1)列王纪上六章1节所谓的480年并非实际数字，而是一个概念化的数字，代表历代志上六章3-8节所载的12代，（从亚伦至亚布玛斯）如果每代平均不按40岁，而按25岁计算，总数当为300年。从所罗门建殿年代上溯300年，即出埃及当在主前1266年左右。(2)考古勘察已经证明拉吉、底璧、伯特利、夏琐等古城，均毁于主前十三世纪末，疑是约书亚军事行动的遗迹。(3)每纳他柱铭（主前1220）所载征迦南一事，竟不见于经载。设若埃及几位穷兵黩武的法老如薛提一世（主前1319-01），如兰塞二世（主前1301-1234）屡犯迦南之时，以色列人已定居其地，经书是必有所载的；故可想以色列人当时必尚未入迦南。(4)从出埃及记一章8节可知，以色列人在埃及曾参加了兰塞城的修建工程。据兰塞二世碑铭载，该城是他在位时兴建的都城。(5)考古勘测认为，外约但和南地沙漠在主前1900和1300年间概无定居的部落；而经载以色列民在这两个地区屡遇强敌，可证是主前1300年以后的事了。(6)以为「哈皮鲁」即「希伯来」之说殊无凭据，因为不仅亚马拿坭版，且其他坭版也多有提及「哈皮鲁」者，考其意是指任何地区（包括整个古代近东）的「入侵者」而言，加之两词毫无词源学、语义学上的联系，故该说大可以否定。（7）考古学家嘉士登关于耶利哥城毁于主前1400年之说，已被另一位考古学家甘嘉莲所修正。甘嘉莲认为该城毁于主前1800年或更早，这个年代显然与以色列人之征迦南已全然无涉。时至今日，关于出埃及的年代仍不可能判定究竟是这两个年代中的哪一个。尽管多数圣经学者（包括与日俱增的持中派和一部分保守派）似倾向于十三世纪说，然而坚持十五世纪说的保守学者，却毫不相让。因此，一个统一的年代论现今尚难建立起来。根据多数圣经学者的意见，可暂以主前1290年为出埃及年代，以便解决嗣后一系列的定年断代问题。征服迦南研究征服迦南这一时期的年代学，主要是把约书亚记和士师记两书所载诸事，按年代次序排列于出埃及（约主前1290）至大卫王朝（约主前1000）和所罗门卒年（主前930）之间的时期。换言之，要把550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强行塞入290年这一狭小的时限之内。如果采用「十五世纪说」（以出埃及为主前1447），尽管可在时限上获得157年的宽裕，但也不会解决一切问题，因为两说的时限和事件进程的要求，仍是相距太远。一说以为当时有士师数人同时在位的现象。即使如此，只可略为减轻问题的严重性。约书亚记是旧约记载征服迦南经过的主要文献。惟该书并无年代数据可供判定约书亚所行诸事的时间，而且又不引经外事件为参照，遂难确立对应的时间。约书亚记采用的是缩短记事法。在记述耶利哥城与艾城两战役后，紧接着是先南后北的征战；在席卷迦南全境的几大战役后，即概写各支派如何分疆裂土、划分地业；地业既定，各支派便清除自己疆土上的异民。约书亚记关于这些事的进程和时间，却全无记录可供我们参考。士师记的记事则略有不同。无论记异族的压迫、士师的治理还是接踵而至的升平年月，多不乏明确的年限，而且可知这一时期的总年限为410年。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包括一些「小士师」的统治年限。我们知道，多数士师不过是一方一域的首领，因此他们的事迹可能是因时发生的，或至少有部分是同时的。可惜，士师记未能提供可互相对照的资料，使我们可以看到谁与谁是同时代的。也许我们只能以一般性的准则，来判定自摩西至大卫时期的年代。研究这一历史阶段的年代学，必须把握两项事实：第一，从考古结果来看，征服迦南时期当始于主前1250年，而非主前1450年。这个年代所留的年限虽小，但若考虑到士师活动的共时性，仍不难把摩西至大卫这时期的人与事，置于一个与经外证据普遍一致的年代表中。第二，古代文士一向谨守40年为一代这个概念化的数字，且一直沿袭至国分南北时代，有固定的王朝纪年法引入方止。由于事事均按40或其整倍数计，遂造成圣经数字与经内外史料总难相符的现象。现在多数学者均质疑「40」之数是否实际数字。这个观点可使我们在按经内外数据重建年表的过程中有更大的宽容。王国时代证据可用以考定列王年表的证据是相当丰富的。旧约的资料有：(1)完整的列王名表（包括南北两国列王名表）；(2)列王（除扫罗王外）登基年岁；（3）列王在位年祚；（4）南北列王在位年代对照。此外，重大事件之间多有共时参照可对比，也包括与经外重大历史事件的参照。这个时期的经外证据也颇不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份年代参证是亚述的「厘母纪事」。这是亚述诸王的年史记录。亚述每一位君王在位期间，都有一份年史记录，每一年都以朝中一位大臣之名为名。君王即位之年即以王名命之，从次年起，便以臣属之名命年，以品位高低为序（原是抽签定序），直到另一位王者即位。而在每一年的名字前面，都有「厘母」一字，故这年史记录即称为「厘母纪事」。亚述的厘母纪事与太阳年的对应很准确，遂使这份文献的可信性大受重视。它除了逐年记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外，还将当年发生的显著自然现象也逐一记录下来。例如厘母纪事载布尔撒哥勒年有日蚀。后经天文学家计算，那次日蚀发生在主前763年6月15日。以这一年为中心上溯下推，便得到了一份主前891至648年的亚述高官名录。这实在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参考材料。亚述厘母纪事的年代经其他多种资料确立之后，可用来重建相应时期的圣经年表。尤当圣经作者指出犹大国或以色列国某事发生在亚述某王在位期间时，便更易于从厘母纪事上找到该王在位的年代，从而推出经载事件发生的年代。经外材料尚有迦勒底（即巴比伦）列王表和稍后时期希腊一些历史学家的记录。例如主后二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兼天文学家多利买，即建立了一份十分可观的列王年表，从主前747年的巴比伦王起，中经波斯诸王、希腊诸王、罗马诸王，迄至主后161年。另还有从亚述等地发现的碑、柱、器物上的铭文，从中也可以找到珍贵的资料。疑点列王时代虽多左证，但在年代问题上仍不无疑点，解决起来当十分审慎。试看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其一是圣经纪年与亚述纪年极难统一，无从找到一个和谐的标准；其二是犹大和以色列这南北两国的纪年法也殊不一致。概而言之，有4大因素各可导致一个不同的纪年系统。所以在建统一的年表时要通盘加以考虑。1.南北两国君王登基之年的计算方法不同，南北两国各有两种建元纪年的制度，且往往参错变换，这便给重建年表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第一种纪年法称「登基年制」：君王在位的第一年，是从他登基以后的新年起计；第二种纪年法称「非登基年制」：君王以登基之年为元年，也同是前王末年。犹大国从主前931至850年采「登基年制」以后，则转为「非登基年制」而迄至主前796年；从主前796年至被掳则复用前制。以色列国从主前931至792年采「非登基年制」以后，则改用「登基年制」，直至主前722年国破。这样的纪年，显然无法统一为一个年代表。2.南北两国文士在为对方君王纪年时，均沿用自己的纪年制度，这便又造成一层混乱。3.在南北两国的历史上常有二王共朝的情形，在纪年方法上也会引起歧异。圣经作者为某王纪年时，有时从其共参政事之日算起，有时则从其独立执政之日算起，混乱由此而生。列王年志亚述王撒缦以色三世在位时期的厘母纪事，可以作为对照基点来确定亚述、以色列、犹大3个王朝的共时年表。按诸厘母纪事，戴安亚述年，即撒缦以色三世在位6年，以色列王亚哈参与在夸夸河畔大战亚述军之役。由此可以确定，夸夸战役是在主前853年。厘母纪事又载，12年后，即主前841年，撒缦以色三世曾与一位以色列王交往，据考该以色列王当为耶户。这样便有了两个确定的基本数据，可以推算圣经史料的相关年代。厘母记事虽无亚哈卒年的参据，但据经载可知其二子先后继王位。长子亚哈谢在位仅两年（王上二十二51），次子约兰在位12年（王下三1）。已知是时以色列采「非登基年制」，那么二王在位的所谓14年，实际当为12年。这样，耶户即位之年便与亚述王有所交往，恰合于主前841年这个数字；上溯12年正是夸夸战役，也可知亚哈王乃卒于当年。另据经载以色列王约兰与犹大王亚哈谢同时为耶户所弒（王下九24-27），可知南北两国新旧王更始于同一年，即主前841年。从耶户上推，以色列共9王，年祚为98年，因9王均采「非登基年制」，故9王实际年祚当为90年。其中，心利仅在位7天（王上十六15-18），虽入王统，但未建新元，故不占年位。主前841年加上90年，即主前930年，这便是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一世登基的年代，也是南国犹大王罗波安即位的年代。由此上溯40年（王上十一42），即主前970年，就是所罗门王即位的年代。大卫王或卒于此年，或稍晚一些，因为两王可能曾有短期的共治。由此也可推知，扫罗王的统治大约是在主前十一世纪末叶。南国犹大从主前841年（亚哈谢卒）上溯至主前930年（所罗门卒），凡6王，年祚按经载是95年。不过，这一期间的年代计算要较为复杂，因为：(1)大约在主前850年左右，南国犹大有从「登基年制」到「非登基年制」的转换；(2)南国至少有两个二王共治时期（约沙法和亚撒；约兰和约沙法）；（3）南北两国历法歧异。考虑到以上诸项因素，经载的95年应减至90年，这样才差强将犹大国的各项数字与已建的亚述和以色列共时系统统一起来。主前841年之后，一件已确定年代的圣经大事便是撒玛利亚的陷落。根据亚述王撒珥根二世〔主前722-705，撒缦以色五世（主前727-722）之子〕厘母纪事载，其年是主前722年。该年距以色列史上的那个已确定的年代，即主前841年，虽只有短短的120年，但此期间却充满了种种难以解释的年代学问题。过去学者们多倾向于把问题，归结为多王共治现象、文士纪年法的歧异或其他缘由等等。尽管在这个期间内疑难重重，但在列王时代的基本架构上，圣经纪年与亚述纪年已达到了协调一致。惟就以色列王国的沦陷时间尚有4种不同的说法，看来，关键之处乃在于对何细亚在位时间的计算方式。下列一表，名为「止于主前722年的列王年表」，略可显示学者们在南北两国的列王年表上的基本一致。是表分「王祚」和「年代」两大栏；年代栏内有3小栏，是3个不同而又趋近的年表，各以提供者的名字命之，列在每小栏的上方。以色列亡后的犹大北国以色列亡于主前722年，从是年起，圣经便只记载犹大王朝，历时约135年，直至犹大亡国。此期间有两件大事可作为建立年表的基点：一是亚述王西拿基立兵困耶路撒冷，时在主前八世纪末；一是巴比伦人兵陷耶路撒冷，时在主前六世纪初。西拿基立兵犯犹大亚述入侵犹大事略（主前704-681），见载于列王纪下十八章13-16节，时在希西家王14年。西拿基立的铭文也记载了此事，较为详尽，可据以考定攻伐犹大是在主前701年；也可考定希西家即位是在主前715年。这段年代考定看似简单，但与其他史料对照，犹有不少疑点。例如，据经载可知（王下十九9），亚述王兵犯犹大，围困耶路撒冷期间，似曾与埃提阿伯王特哈加（主前690-664在位）交战。特哈加于主前690年始即王位，故是役不可能发生在主前701年。唯一的可能是，西拿基立王曾两次兵犯犹大：第一次是主前701年，第二次较晚，起码在特哈加即位以后。又据列王纪下十九章35-37节，西拿基立从耶路撒冷撤兵还都，旋即被弒，其子以撒哈顿即位，时在主前681年。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把第二次兵犯犹大的时间，定在主前690至681年这10年中的后4、5年内。不过也有学者反对此说，认为特哈加可能于即位前，曾引军与亚述王交战，该役或在主前701年；至于列王纪下十九章9节称其为「古实王」，是用后来的称号，使在后期的读者可辨认他是谁。以上问题不论如何解决，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主前701年西拿基立兵伐犹大，是年是希西家在位14年。由此可知他即位于主前715年，但与其他材料参照，则又是一个疑年。我们知道，以色列亡于主前722年，即「希西家第六年」（王下十八10），按此推算，他应该在主前728年而不是715年即位。如何解释这个歧异呢？最大的可能是希西家王曾与其父约哈斯王共治13年。列王纪下十八章13节和以赛亚书三十六章1节所记，是从希西家亲政时期起算，而列王纪下十八章10节所记的，则是从他参政时起算。由此可知，从728至715年是亚哈斯与希西家二王共治时期，而从715至697年则是希西家独自掌政时期；从696至686年则是希西家与其子玛拿西的共治时期。我们知道，从希西家于主前715年即位至约雅斤于主前597年被俘，据列王纪下所记，期间共历7王在位，时间总数当为128年又6个月。这10年的差数又如何解决呢？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假设玛拿西于主前697年与父王希西家共治，在位55年而卒（王下二十一1），时在主前642年；希西家于主前715年即位，在位29年（王下十八2），即至主前686年为止。主前697年（玛拿西参政）与主前686年（玛拿西亲政）之间相差的11年，恰是经内外两种计年法的差数。这样一来，歧异便可消弭了。耶路撒冷陷落巴比伦的共时记载可为犹大国最后存在的数年，提供确切的数据。经考古发掘，找到了巴比伦年代记的3个部分：主前626至623年、主前618至595年、主前556年。根据该文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记载，可以为该时期的犹大史确立3个可信的基数：一是约西亚死于主前609年；二是迦基米施大战发生在主前605年；三是约雅斤被俘于主前597年3月16日（根据巴比伦年代记，时在尼布甲尼撒7年之亚达月2日）。约雅斤被掳后，西底家作傀儡王11年（王下二十四18）；于西底家9年10月10日，巴比伦复兵围耶路撒冷（王下二十五1），其时当为主前588年1月15日。耶路撒冷城民苦守18个月后，于西底家11年4月9日城陷（王下二十五3、4）；5月7日圣殿被焚。（参「以色列亡后的犹大年表」）主前586年之后主前586年是耶路撒冷城毁殿焚的年代。旧约对这宗悲剧以后的史实，也有年代记载可资为据。耶利米书五十二章30节记载尼布甲尼撒23年（主前582或581），耶路撒冷城民再被掳往巴比伦，是为第三次被掳。列王纪下二十五章27节和耶利米书五十二章31节，俱有约雅斤在巴比伦「受恩待」（即解除囚禁）的记载；其时，按巴比伦年代记，当为亚达月27日，也即主前561年3月21日。主前539年，称霸天下的巴比伦也遭受败亡的厄运。是年，波斯的古列大帝亡巴比伦，接管了犹太并其他族裔的俘虏。古列实行宽容政策，便于古列元年下诏，使犹太俘虏遂得陆续返乡（拉一1）。次年第一日（提斯利月初一日），犹太人便在耶路撒冷建坛设祭（拉三6）；又次年于尼散月（主前537年3至4月）即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工程（拉三8）。建殿工程困难重重，经停工一段时日以后，在先知哈该与撒迦利亚的鼓励下，于主前520年又再度兴工（拉四24；该一1、15），并于主前515年亚达月初三（即3月12日）竣工（拉六15）。旧约年代学的最后阶段是以斯拉和尼希米年表。传统说以亚达薛西一世7年（主前458）为以斯拉时代的开始，而以亚达薛西20年（主前445）为尼希米时代的开始。今有不少学者则以尼希米时代在先（主前445年尼希米抵耶路撒冷），以斯拉时代在后（主前428年以斯拉抵耶路撒冷），其理由是怀疑以斯拉记七章7节所记之「亚达薛西第七年」（主前458）当是「三十七年」（主前428）之误。另有学者不仅主张二人的先后次序颠倒，更将以斯拉抵耶路撒冷的时间，推迟至主前398年。该说怀疑以斯拉记所记的「亚达薛西」当为二世（主前404-359）而非一世（主前464-424），故若亚达薛西二世7年则是主前398年。其实，这3说无一说能将史料中的疑点消弭一尽；犹太的传统都一致地认为以斯拉在先。以斯拉记七章7节被疑为错误者，在各种古卷版本中均无证据。且第三说将尼希米与以斯拉的工作分为两个时代，显然与经文所记诸事大为不符。因此我们认为传统说（以斯拉在先，尼希米在后）及其相应的年表至少不较其他两说无据，且可避免出现种种新的矛盾。结论综合上述可知，旧约年代学的确立实非易事。以亚伯拉罕时代和以斯拉时代相距之遥，欲求一个绝对统一的年表是不可能的，因此教条主义的立场殊不可取。年代学是一门科学，它要在各种证据、理论、假说、可能性中决定是非取舍；更往往要在若干同样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理论中，择其所从。旧约年代学是圣经学所必不可少的一门重要分支，因为年代学可帮助我们理解经文的历史背景；我们且认为只有通过旧约年代学，才能看清经文叙事的基本准确与连贯无误。然而，掌握数字、时序、共时性、系统性的能力，决不能影响圣经的要道，即关于神与人、罪恶与救恩、恩典与赎罪的种种教训。在基督徒的心目中，最为重要的年代学资料，便是使徒保罗所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要差遣他的儿子。」（加四4）另参：旧约各书之「写作年代」；「列祖时代」；「出埃及」；「旷野飘流」；「被掳」；「征服迦南」；「被掳归回时期」；「以色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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