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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评鉴学」

经文评鉴学(Bible,TextualCriticismofthe)经文评鉴是指依据能够得到的一切资料，最准确、最翔实地重建圣经经文原貌的工作。经文评鉴也被称为「低等评鉴」，以别于考究圣经各书的年代、统一性和作者等重大问题的「高等评鉴」。经文评鉴主要分4步进行：第一，搜集整理现存的抄本、译文和征引；第二，厘定校勘理论和方法，并藉此利用所收集的资料，将圣经材料最准确地复原为原始经文；第三，重建经文写作和辗转流传的历史背景，以发现可能对经文产生影响的种种外界因素；第四，根据有关经文各种证据、神学思想及教会史，对各种异文歧句作出评价和辨正。数据源鉴于经书原稿已不存在，所以只好从搜集一切尚存的记录开始。最重要的资料，便是古抄本，这些抄本一般抄在兽皮、蒲草纸，甚至金属上。其次的资料便是各种语言的译本，早期维护或反对圣经信仰的作者对经文的征引，以及早期圣经版本的左证。对这些搜集而来的材料严加比较、甄别，然后按一定次序编目，则通称之为「校勘」。旧约中世纪的希伯来经文抄本都显示一个相当标准的形式，这标准的形式是出于一群中世纪的抄经者，称为马所拉（主后500-900），他们抄录的经文被称为「马所拉抄本」。一位学者列举了60部重要的抄本，成稿年代俱在十一世纪或略后，全都显示基本一致的经文传统。近世以来相继有很多新发现，更加证明马所拉抄本的可靠性。最著名的发现，便是1947年在昆兰附近找到的死海古卷。以赛亚书古卷是最受注目的，其他古卷也包含了希伯来圣经各书的片断，以斯帖记除外。死海古卷意义之大，是由于它们比最古的马所拉抄本更早一千年，其成稿时间早在罗马平服巴勒斯坦叛乱（主后70）之前。同样在死海附近的穆拉拜阿特河，也发现了大量古书卷，是主后132至135年巴柯巴时期的抄本，其中有五经（「五经」即旧约的前五书）和以赛亚书的片断，还有一部希腊文的皮卷抄本，内容包括小先知书的片断。此外，于开罗一座犹太会堂的卷籍收藏库发现有不少经文片断，主要是主后882年之物，当中不难发现希伯来圣经的传抄历史。撒玛利亚五经和七十士译本是对照希伯来圣经最重要的译本。撒玛利亚五经是摩西五经的一个版本，字体为圆形，与通行的方形字体（亚兰字体）殊异。撒玛利亚人只接受摩西五经为正典。1616年，才有一份撒玛利亚五经抄本引起学者注意，该版本大约是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交恶之后，从他们沿用的希伯来圣经转抄出来。

七十士译本（常以罗马数字LXX代表）是最古的旧约希腊文译本。据传，该译本是由七十位学者在亚历山太（埃及古城）译成的，故称七十士译本。翻译的始末年月已无从考证，仅知五经约译毕于主前三世纪。另尚有亚兰文译本和希伯来圣经注释、别西大译本（叙利亚文译本）、古拉丁文译本、武加大译本，及阿拉伯文译本等，都可作希伯来原经文的参证。拉比大量旧约注释中的征引和转述，也是可收集和校勘的材料，俾能更准确的还原旧约的经文。新约新约的古本典籍十分浩繁。据最新统计可知，蒲草纸抄本有88种（蒲草纸是以河边的一种芦苇制成的纸）；大字皮卷274种（以大写字体抄录的皮卷）；小字皮卷2,795种（用小字行书抄录的皮卷，为主后十世纪或略后的字体）；经课2,209种（将经文按圣礼日历编次，用作诵读的书卷），合计5,366种。不过，这些抄本大部分只载录了新约的部分书卷，例如四福音书；包括全本新约的仅有59份抄本。最早期的新约手稿都抄在用兽皮或蒲草纸拼接而成的卷轴上，一般不超过35呎，大概可容一卷路加福音或一卷使徒行传的篇幅。至二世纪初，才开始使用较方便的书册形式，把一张或多张的纸折成书状缝好，其大小及用处，都更方便，而且可双面使用。现将新约抄本的主要类别略作介绍，可增进读者对经文评鉴的工作的了解。一﹒蒲草纸抄本重要的蒲草纸抄本有查士达毕替的P45、P46和P47（为毕替爵士于1930-31购得），以及包德默的P66和P75（为包德默于1955-56购得）。P45现存30页（原本有220页，每页为8吋乘10吋），载有四福音各卷及使徒行传的片断，据该抄本的现代编辑考证，成书的时间当为三世纪前半期。P46现存86页（原本有104页），也是三世纪之古本，原本载有保罗书信，次序如下：罗马书、希伯来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此抄本之收纳希伯来书颇引人瞩目，因为多有人以为希伯来书并非保罗所作。P47现存10页（原本有32页），载有部分启示录；成书时间较前两本略晚，约在三世纪后期。P66，据现代编者考据，当为主后200年约翰福音的抄本。原先只购得104页，其余46页是以后陆续购得的。P75，该抄本载有路加福音及约翰福音，原本144页，现存102页。据编者考究，该本约成于175至225年之间。二﹒大字皮卷九世纪前，希腊文抄本，均以端正的大写字母书写。这些抄本称为大字皮卷，并以多个大写字母区分，称为A、N（希伯来字母「阿拉法」）、B、C、D和牟（希腊大写字母「菲他」）。西乃抄本（N）──该抄本是在四世纪抄成，抄在皮卷上，载有整本希腊文新约及部分旧约。1844年提绅道夫从西乃修道院的一间废杂物库房中发现了这部抄本，立即成了经文评鉴界最瞩目的大事。若干遗页直至1978年始从同一座修道院中找全。亚历山太抄本（Ａ）——是主后五世纪初期的皮卷抄本，全本共773页，抄载全部希腊文圣经（间有若干删节），仅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哥林多后书有若干脱损。1627年，该抄本晋献给英王查理一世。梵蒂冈抄本（Ｂ）——1475年该抄本之名首见于梵蒂冈藏书目录，然而一向不对学者公开。直至1889至90年，方有摹真本问世。该抄本是四世纪初的羊皮抄本，载有希腊文圣经全书，原有820页，现尚存759页，散佚创世记大部分，诗篇31篇及新约大部分。以法莲抄本（Ｃ）——这是主后五世纪的抄本，却于十二世纪时被抹除，另抄上四世纪叙利亚教父以法莲的讲章。现存旧约经文仅64页，新约经文145页。1843年经提绅道夫以化学方法处理之后，显示了原本的字迹，为学者们提供了重要资料。伯撒抄本（Ｄ）——这抄本藏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是伯撒于1581年捐赠。该抄本是五或六世纪之物，载有四福音书（其顺序为马太、约翰、路加、马可）、使徒行传和约翰三书片断，原本510页，尚存406页。该抄本的明显特点是颇多随意的增加，间亦有删减。例如该本所载的使徒行传竟较原文增加1/10。科里德提抄本（牟）──是九世纪之物，载有四福音书，但马可福音的经文与其他3卷福音书的传统记载颇不一致。三﹒小字行书抄本九世纪以后，希腊文抄本即用一种小字相连的书体抄写，故称为小字行书抄本。这种抄本以阿拉伯字码分别标记，如1、13、33、565、1839等；大多数的小字行书抄本，都呈现相当划一的经文格律，间也有保持很古的格律者。部分小字行书抄本因极为相近，可归为一个家系。例如：第一家系（于本世纪经雷克考究）包括1、118、131、209各抄本（都是十二至十四世纪之物）；第十三家系（1868年经菲拉耳考究）包括13、69、124、346及其他于十一至十五世纪之间的抄本。该33抄本以其质量之佳被称为「抄本之后」，载有新约各书（惟缺启示录），大概是九至十世纪之物；565抄本是用金字抄在紫色的皮卷上，高贵美丽，也是九至十世纪之物；1739抄本约成于十世纪，边页的旁注，是取自若干早期教父的著述，极有价值。四﹒译本早期教会的宣教热衷，引致新约译成多种语言。这些译本，尤其是叙利亚文和拉丁文译本提供了有关早期经文的资料。不过由于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也由于各译本究以何本为蓝本已难知其详，遂使这些译本提供的资料也显得很复杂。叙利亚文新约译本现存5种：古叙利亚文译本、别西大译本（为最通用的叙利亚文译本）、非罗森诺译本、哈尔克林译本、巴勒斯坦叙利亚文译本。古拉丁文译本是在二世纪为北非教会而翻译。四世纪末耶柔米译成了著名的拉丁语武加大译本，今日可见的武加大译本抄稿就有8,000种之多。其他重要译本尚有科普替译本、哥特译本、亚美尼亚译本、格鲁吉亚译本、埃塞俄比亚译本、斯拉夫译本等。

教父的征引教父在其撰述中的经文征引，也可以作为经文评鉴的左证之一。他们的征引涵盖极广，几乎包括整本新约，从中可见经文辗转抄录的演变。综上所述，可知重建新约经文可依据的材料真是十分浩繁。今天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这些材料正进行的一点一滴的分类和整理工作。经文传抄发掘经文传抄的历史，是正确评鉴各种经文抄本一项重要的工作。要重建经文，必须综合广泛的数据源，才可达致较可靠的结论。现将两约经文的传抄过程，按学者的推论略述如下。旧约细考死海古卷、撒玛利亚五经、七十士译本和古希伯来经文可知，早期经书的传抄明显并无一定的规格。显然，在早期阶段并无任何准则可言。例如，昆兰团体（即死海古卷发现之处）并没有因不同的经文抄本而困扰。学者试图将这种现象归结于两个原因：一是地区（不同地区各有不同抄本）；二是正典被认定之前，经文尚有极大的不定性（即正典化过程完成以前，人们并不以为准确传抄经文是十分重要的事）。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现代学术界已经认定死海古卷是与原经文最接近的抄本（例：以赛亚书抄本）。主后70年圣殿被毁，这事促进了经文的标准化过程。从穆拉拜阿特发现的经卷反映了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最初报导这一发现的学者，对这抄本与马所拉抄本甚少歧异而深感失望。对学者来说，死海古卷的经文已是标准，并据此否定其他不同抄本。学者们过分认定于稍后发现的穆拉拜阿特抄本，为原始的马所拉抄本。马所拉的标准化工作意指两方面：一是确定一个蓝本作为抄写经文的依据；二是根据蓝本的经文对其他抄本的经文进行校正。当然，希伯来经文只写子音，并不像英文那样有子音和元音拼合的写法。旧约经文传抄的第二阶段是拼法和元音的标准化。这一过程始于新约时代之初，而持续了1,000多年之久。马所拉文士流传的经文注解，被称为犹太人的传统。马所拉文士的注解是基于两方面：一是尽量准确无误地抄录经文，为此于经书的边页或文后密加批注，于异文歧字、不寻常的风格、某些字词或语句出现的次数，字里行间出现大写字母的特殊意义等等都详予评注；二是为了诵读只有子音的尔文，禁止在经文加上音标的传统，形成了在传递经文时，需要一个诵读方法的传统。加注音标的始源，有来自巴比伦和巴勒斯坦之别。提比哩亚的马所拉文士完成了一部最完整和准确的注音系统。从这个系统传抄的最古抄本，现在只有一部先知书抄本，这是896年出自开罗卡拉特犹太会堂的古本。今天希伯来旧约的标准本：祁特尔版本（第三版起），就是根据提比哩亚马所拉文士的传统而重建的。

子音经文及注音的标准化这两项工作都大见成效，以致现今存留的抄本都极为一致。至于个别的异文歧字，多无大碍，主要是抄写的错误，无关诠释圣经的宏旨。

新约新约经文的传抄历史与旧约颇不相同。新约现存抄本距原经的时间很近，口传的时期短，成书的过程也短，早期亦无经文标准化的工作，因此，评鉴工作可通过校勘与整理而较为接近原文。新约经文重建工作一般采用所谓「溯谱法」，就是反向追溯经文传抄的过程，分辨各抄本之间相承相因的谱系，并按谱系予以归类。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学者有本特里（1687-1752）、威斯科特（1825-1901）、霍特（1828-92）、索登（1852-1914）、史垂特（1874-1937）。史垂特的工作说明了整个传抄过程的方向。他的研究虽仅以四福音书为限，但他的图表和理论都适用于整部新约全书。史垂特的研究，从确定基督教世界各大中心通用的经本入手，他利用教父的征引为依据，辨认出各教会中心地区所用的经本。他认为经文的最大分歧是始于主后200年。下图代表了他的研究结论。史垂特图表显示了经文地理分布的主要谱系。亚历山太抄本（因埃及亚历山太城得名）成于甚有学术传统的地区，梵蒂冈抄本、西乃抄本、P66和P72都是这谱系经文的实证。学者公认古代经文大体来说以亚历山太经文为最佳，反映二世纪初新约经文的原貌。西方抄本不大受原稿传统的规范，反映出较为没有标准的抄本。一些学者对于定规这些抄本为一谱系，尚有所保留。伯撒抄本、古拉丁文抄本是这谱系的代表，于经文中常见增润，并有颇惊人的省略。西方抄本反映了早期的抄本，二至三世纪的教会作家如马吉安、爱任纽、特土良、居普良等都曾征引西方抄本的经文。东方抄本的主要代表是该撒利亚抄本。科里德提抄本和两种不同原本的小字皮卷都属此系。这个抄本谱系是经俄利根（于主后253或254逝世）传入该撒利亚。这系抄本似是基于亚历山太系抄本，而又容纳了大量西方抄本。在这3个体系的抄本中，该撒利亚抄本是最不一致的，事实上，较近期的学术都质疑该撒利亚抄本是否存在。至于拜占庭抄本，正如史垂特图表所示，是上述3系抄本的综合。拜占庭抄本的编纂者没有择优而取，而是兼容并收，这称作「和合法」。「和合」的结果使拜占庭抄本的独特性沦为次等。以连写字体书写（小字行书皮卷）始于九世纪初，是时拜占庭抄本谱系已成一统之势，所有小字行书皮卷几乎都以这次等的抄本谱系为依据。十六世纪印刷术兴起，希腊文新约不久也印刷面世。首版的名字是康普鲁顿先多语圣经，该版本收集了各种语言的译本，复以印刷地为名（西班牙的亚尔迦拉，其拉丁名即为康普鲁顿先）。该版在1514至17年印刷，但却延搁到1521或1522年发行，是时已有一部希腊文新约印刷问世，这便是伊拉斯谟于1516年印行的新约版本。伊拉斯谟版本参照了6种小字行书抄本。最早的抄本（即出自十世纪的一号抄本）的使用率却最低，因为该抄本是依据较早的大字皮卷，而伊拉斯谟认为这抄本多有错谬。1550年，巴黎出版商艾士天尼（又名史蒂芬努，1503-59）发行了他的第三版希腊文新约，该版与伊拉斯谟的第四版和第五版十分相近。接着于1633年又有艾泽维兄弟的版本问世，基本上也相类。该版本的拉丁语序言说：「读者手中的经版是现今举世公认的版本，本书没有任何修改。」序言所谓「举世公认的版本」便是后来「公认版本」一语的来源。随后出版的几种版本，都忠于这「公认版本」。在1881年以前，基督教在欧洲的主要圣经译本（包括钦定译本），都依据伊拉斯谟的版本，而这个版本是基于拜占庭谱系中较后出现的若干抄本。方法论要处理不同抄本上的许多异文，必须有涵盖全面的方法，这又与我们对经文传抄历史的了解有不可分的关系。经文评鉴的根本问题是，用甚么方法来决定各种异文的相对价值。欲下正确的结论，需要对很多因素作出评价。审察手稿现代科学为判别手稿提供了很多工具。科学判断年代的方法可判定书写材料的年代；化学技术可使缺损的字迹重现；而紫外线可使已经抹掉的墨迹（炭）重现原貌。每一份手稿必须作整本研究，因它们各有「个性」。我们必须辨认抄稿文士的特征性谬误、疏忽或仔细的地方，以及其他特点。然后要比较每份手稿，以辨别其所属谱系。共有的谬误或加插都可作为追寻谱系的线索；其他如写作年月、成稿地点、作者等一切有关资料也都要小心求证。抄写之误可明显的分为两类。第一大类为无意之误，最常发生在形近的子音之间；字词划分不当也常引致经文的缺损（最古的手稿为节省篇幅，常不留字距）；字音的混淆也是常有的错误（尤其是由一人诵读，数人执笔同时抄写数份的情况）。旧约的注音（加上元音）也引致一些谬误。略去一个字母、一个字或整句词组而成异文是常有的，而重复一个字母、一个字或一句词组也并非罕见。字、词、句之遗漏，术语称为脱漏，重复者称为重复误写。这多是因为抄写人的眼睛由一字滑向另一形近的字或字尾所致（字尾混淆称为相近字尾之误）。无意之误常造成文句不通，是比较容易发现的。

第二类为有心之误，是最难辨别和评价的。试图把相同事迹的记载统一是常有发生的事，有时是出于无心，尤其是符类福音中的相同事件，文士由于熟记经文，于抄写时，不知不觉地使用了相同的文字。有些好思辨的文士对经文的修润，产生了难以确定的异文，他们可能把一些不能同意的地方略去或润饰；有时会用了同义词。另如所谓「和合法」（把异文兼收并蓄以解决相异的困难），也是屡见不鲜之误，这种谬误尤以拜占庭谱系新约抄本为最常见。把较明显的错误找出及改正，又辨认出个别文士的殊异之处，并予以修正之后，继而使用较精细的准则，评定最接近原稿的经文。评鉴的方法，于新约和旧约都是适用的。评鉴方法的发展学者们在方法研究上已下了多年的工夫。经文研究每有新发现或对传抄历史有了新见解，也促使评鉴方法不断的精炼。经文评鉴方法的发展史，是一门充满启发性的学问。我们仅能以不多的篇幅，对评鉴方法发展的历史略加回顾如下：圣经第一批印本的问世（十六世纪），迫使学者们理出经文评鉴的准则。首批印本依据的手稿，是当时所有最大量及编者随手可得的抄本。出现印本以后的300年，「公认版本」被视为希腊文新约「标准本」，使很多更早、更有价值的抄本一直默默无闻。希腊文新约印本问世不久，搜求、评校各种异文的过程又开始了。在众多有贡献的学者中，本文只能略举几位加以介绍。米勒（1645-1707）印行的一部希腊文新约，胪列了30,000条异文。本特里（1687-1752）对这些异文研究之后，认为数量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抄本的价值；以多为准，并不足够。维特斯坦（1693-1754）与本特里同时，他印行了一套两卷的希腊文新约（1751-52），不但广列异文，且按谱系分类，他的分类法至今沿用。格利兹巴赫（1745-1812）仔细分析评鉴异文的过程后，归纳出15条细则可作依循。他技巧地应用这些评鉴细则，编纂了一部希腊文新约，于多处放弃了「公认版本」的经文。继之有拉赫曼（1793-1851），他是第一位被公认为完全脱离「公认版本」的学者，他依据公认的准则，自行重做一部完整的经文。提绅道夫（1815-74）以发现西乃抄本著名，曾不辞劳苦地走遍全欧和近东之地，到处搜求新约抄本；他也把众多发现刊印成册。他将新的证据和旧版参照校勘，刊行了8部希腊文新约的不同版本。在评鉴方法上最有建树的学者，首推威斯科特和霍特两人。他们都是剑桥大学的教授，生平致力于评鉴方法的精研，并着实应用于经文考究上。他们精心厘定的准则已成模范，现代经文评鉴学者仍然遵从。威斯科特和霍特基于他们的调查研究，将圣经抄本分为4大谱系。（要了解他们重构各谱系抄本的关系，参「威斯科特和霍特抄本分类表」）。叙利亚谱系抄本成于四世纪，编者显然是亟欲纂成一部内容简易和完整的稿本，将有碍读者理解的地方减至最低，有小部分删略，却有不少增润，多为统一和释义。霍特评叙利亚谱系抄本为：「文字通顺吸引，但文意和笔力软弱无力，只适宜作概略的阅读，深研细考则不宜。」威斯科特和霍特将西方抄本独立一系，该系抄本反映了早期传抄的经文，马吉安、他提安、游斯丁、爱任纽、希坡律陀、特土良、居普良等都曾征引。西方抄本的特点是喜欢意译，自由删改，为加强语气和力量而增润，改用不同字辞，统一经文等。亚历山太谱系抄本是亚历山太诸教父所征引的，如：革利免、俄利根、狄奥尼修、狄迪模斯、区利罗。该系经文反映了亚历山太的文风，强调句法和修辞。中立谱系抄本的最佳代表是梵蒂冈抄本和西乃抄本。威斯科特和霍特俱认为该系经文混杂和讹误最少，因此也是最接近原来手稿。所以他们校考经文多以该本为据，除非有确证别有所指。威斯科特和霍特的研究成果，标志着经文评鉴的转折点，他们为希腊文新约的现代评鉴版本开辟了新径，也启发了一批现代译本。他们在考订工作上的主要贡献，是辨认叙利亚谱系（其他学者多称之为拜占庭谱系）为较晚出的抄本，且有异文和合的特征，尼西亚会议（主后325）以前的诸教父并无征引。另有两位对发展经文评鉴方法卓有贡献的学者，一位是索登，一位是奈瑟勒（1851-1913）。素登收集多种抄本，特别致力于小字行书皮卷，于1902至13年刊行了一部堪作里程碑的希腊文新约；他还创立了一套校勘术语和符号。素登伟大的工作，却因他在方法上的错误和校勘上不够准确，而大打折扣。奈瑟勒根据当时盛行的校勘法，刊行了一部新约小型版，以令人赞叹的简明形式，提供了广泛的不同资料，迄今已出至第二十六版，最后一版为艾温奈瑟勒和阿兰德合编。希腊文新约的最新版本是由联合圣经公会刊行（第三版，编者：阿兰德、布莱克、马蒂尼、麦茨格尔、魏克伦）。该版本的特色不在于胪列各种经文考据，而在于为译者建立译经的基础。因此，它只对与翻译有关的经文问题加以讨论。其附本经文评注说明了编者抉择取舍的方法。评鉴准则最近数世纪来，借着经文评鉴学者的努力，已总结出一些基本准则。新旧两约经文评鉴的主要准则，现分别略述如下。一﹒旧约1.以马所拉抄本为基础，因该本曾经仔细的标准化过程，并曾参考各古代译本的左证。七十士译本由于其年代及基本上忠于希伯来经文，在经文考据上也占相当分量。他尔根（亚兰文译本）也是以希伯来经文为基础，但倾向意译和增补。至于别西大译本（叙利亚文译本）、武加大译本（拉丁文译本）、古拉丁文译本、科普替译本等均可据为旁证，只可惜译文在细节上往往难为确证。评鉴学者可藉这些译本，运用语言比较学，揭示早期引致原经失传的谬误。2.异文比较，以最能解释其他异文之由来者为可取。研究经文传抄史可增进了解，认识抄写时的典型错误，有助评鉴者推断异文的成因。3.异文比较，比较短者为可取。因文士在抄写中为解决句法、修辞问题，于文句多有所增润，而删减或浓缩的情况较罕见。4.异文比较，以困难较大者为可取。这准则与第三条有密切关系。文士不会故意制造较原稿更困难的异文，而无心的错误通常是易于辨认；因此，没有甚么困难的异文一般都疑是经文士修改。5.异文比较，以跟相近经文不一致者为可取。抄经人常倾向于依据其他相近经文作修正统一（有时竟不自觉）。6.若一切准则都不适用，评鉴者必须凭臆测来作出校正。要作出合乎学理的臆测，必须熟悉希伯来语文及作者的风格，了解与经文有关的文化、习俗、神学思想等等。凭臆测作校正，必须限于那些肯定丧失原稿的经文。二﹒新约新约经文评鉴的基本准则与旧约并无不同。在这里可简略看看威斯科特与霍特的步骤，并加上新近的一些补充。第一步要衡量各异文左证的分量，诸如抄本的年代（注意其反映之经本的成稿年代）、各谱系抄本的通行地区、相互关系等等都当一一考证。第二步根据抄经人的习惯，估量传抄的可能过程。以下是一些适用于两约的评鉴准则：（1）较困难的异文为可取，因抄经人多从表面修润经文；（2）较短的异文为可取，除非有无心之失；（3）与相近经文一致者较为可疑；（4）有润饰痕迹的异文大概是后期的修订。第三步是根据文字风格来考证作者，这就要求校勘者从作者其他著述中，早已谙熟其文章风格和用词特点，深知写作的背景，该段异文的上下文，以及其神学和文化背景等等。

近年来，对谱系校勘法的功效有严重的诘难，结果是倾向于一种多元折合法，采纳广泛的证据。某谱系经本拥有多数较可取的异文，并不表示该经本每一句异文都是可取的。霍特偏重于外证，这种多元折合法则强调内在的证据，也就是说，较着重于语言、风格、抄写人的因素等等。经文评鉴绝不轻易也不可能机械化的运用这些准则和步骤。经文评鉴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技巧，要求训练有素、严谨精细的专家，尽可能的搜求各项因素，校勘衡量后作出决定。结论有一件事需要谨记，经文评鉴学是在发现两个或以上的异文时，才派上用场。大多数的经文，并无其他异文。消除了抄写错误和故意的修改后，只余下极小部分产生疑问的经文。经文评鉴学者坎扬爵士于1949年曾发表以下的言论：经文原稿撰成的年代和最早的抄本的年代，相距之近几可视若同时，而对圣经是否能按成书时的主体原样一直传流的怀疑，已再无依据可凭。新约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了。作者对旧约的经文也表达同样的信心。经文评鉴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对浩瀚的材料既要善于搜求，又要善于利用。鉴于经文评鉴学所处理的材料，是所有基督徒奉为信仰启示的权威，所以经文的考据论证时常与情感因素纠缠。经文评鉴工作尽管颇多争议，但进步之大，尤其是近一百年来，是相当可观的。由于评鉴方法愈益精微，对于了解累积的材料大有帮助。相关的学术领域，如教会史、圣经神学、基督教思想史等，也有不断增加的学术资料，对经文评鉴也有帮助。现代经文评鉴学者从广泛搜集、整理起来的各种经文典籍中获得了强固的信念，认为神话语的传流，一直维持准确和可靠的形式。随着各种圣经版本的刊行问世，虽明显可见有异文的存在，但那些没有足够证据、次等的异文多被剔除。只有极少数经文需要凭臆测校正。关乎基督教救恩的记载，传抄的经文清晰无误，可作权威的根据。为此，基督徒应感谢那些为经文的可靠性献心尽力，并仍在努力不懈的经文评鉴学者。MorrisA.Weigelt另参：「死海古卷」；「新约评鉴学」；「旧约评鉴学」；「圣经正典」；「圣经」；「马所拉，马所拉学者」。――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