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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大公會議」

耶路撒冷大公會議(JerusalemCouncil)過程及結論主後48至50年舉行的耶路撒冷會議，記載於使徒行傳十五章6-29節。根據使徒行傳所記，會議召開之目的是為了討論安提阿教會提出外邦人歸主的問題（徒十四26至十五1）。此問題先在安提阿教會中提出，再在耶路撒冷教會中引起爭議（徒十五2-5）。終由「使徒和長老」商議，作最後裁決（徒十五6）。會議中，彼得（7-11節）、保羅和巴拿巴（12、22、25、26節），以及耶穌的兄弟雅各（13-21節）都有發表意見，雅各似乎是會議的主持人。使徒行傳似乎只概括地作出結論，就在第6節：「辯論已經多了。」會議中主要澄清和強調以下數點：（1）對於相信的人，神沒有分猶太人和外邦人（第9節）；（2）救恩是靠著恩典和藉著信心得來的（徒十五9、11節）；（3）神透過神蹟奇事表明祂接受外邦人的歸信（8、12節）；（4）舊約已顯示神的旨意是外邦人也要歸主（15-18節，引自摩九11、12）。會議中又通過一些誡條，要外邦的基督徒遵守，包括（1）禁戒受偶像的污染；（2）戒除姦淫；（3）戒勒死的牲畜；和（4）戒血（第20節）。會議的決定，是由長老寫信告知「安提阿、敘利亞、基利家」各地的教會（第22節；參徒十六4）。從會議中的辯論，我們可以看到初期教會怎樣掙扎地認識自我。基督教脫胎自猶太教，而猶太教是遵守法律儀文的宗教，冀求以守法行禮去取悅神。它也有一種獨特的民族觀念，認為以色列人為「神之選民」，要求非猶太人歸信時，行割禮及守摩西律法，並且獻祭。早期耶路撒冷的教會雖然承認耶穌基督為彌賽亞，但在其程度上，還是持守著這些猶太人的律例。使徒行傳中記載了一連串的事蹟，並透過這些事件，暴露猶太人的律法精神及民族觀念之弊病。首先是司提反對狹隘的宗教觀提出質疑，認為它限制了神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和活動（徒七）。其次，腓利帶領撒瑪利亞人及埃提阿伯的太監信主，他們都是傳統上和猶太教沒有來往、又不信耶穌的人（徒八）。彼得直接從神領受命令，到敬畏神但未受割禮的外邦人哥尼流的家中，傳揚耶穌是彌賽亞、是救主（徒十）。從這件事中，彼得認識到神並不偏待人（徒十34、35）。聖靈照樣降臨在哥尼流及其家人身上（十44），表明神接受外邦人，連守著猶太律法主義的人，都看見聖靈的恩賜，大感希奇，對此不能抵賴（十45-48），只得照實報告（徒十一1-18）。其後彼得在會議中，也引證哥尼流的事（徒十五7-11）。有些嚴守律法的猶太基督徒或會以哥尼流為特殊的例子，但安提阿地方希利尼（希臘）人的歸主，則絕不是例外了（徒十一20）。安提阿有不少背景不同的基督徒，組成一個多元種族和文化混合的教會（徒十三1提及當地教會領導人的不同背景），保羅在小亞細亞的中南部傳道時，也帶領了大量外邦人信主（徒十三，十四）。使徒行傳記述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來到安提阿教會，觸發這次危機，因此需要召開會議討論。他們有些堅持外邦信徒也要接受割禮及遵守摩西的律法，意味著這些人要在國籍上、社會上及宗教上變成猶太人；由此引起初期教會一個必須澄清的問題，那就是基督教和猶太教的關係（基督教是猶太教的一部分，或是從其分別出來的），以及救恩的本質是甚麼（是國籍上及法律上的，抑或是因著信本乎恩）。

疑難近代學者對於使徒行傳中的會議提出了一些問題。部分問題與加拉太書二章1-10節所載保羅探訪耶路撒冷有關，一方面是不能確定他的探訪日期，另一方面是這次探訪與使徒行傳十一章30節及十五章保羅往訪耶路撒冷有何關係。不少學者相信加拉太書二章1-10節所記之會議，是使徒行傳十五章所記之另一次會議，但也有少數學者認為加拉太書所述的保羅往耶路撒冷之行，在使徒行傳中並沒有記載。

加拉太書二章所記述之事，極可能是在使徒行傳十一章30節那次探訪時發生的（雖然使徒行傳沒有詳細記載該次探訪）。那時，保羅攜帶賑災的款項往耶路撒冷去幫助該地的教會，而加拉太書的寫作年代剛在保羅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後（徒十三，十四），恰在使徒行傳十五章的耶路撒冷會議之前。因此，加拉太書二章11-14節提到的安提阿教會糾紛，亦即使徒行傳十五章1節之事，促使會議的召開。

也有人懷疑使徒行傳對此次會議的記載在歷史上的準確性。有些學者覺得使徒行傳中的記載，前後並不一致，加上與加拉太書對照下所出現的歧異，就更感惶惑。也有些人對保羅的沈默提出質疑，特別是會議所通過的誡條（雖然在當時的情況下，有利於保羅提及這誡條，如哥林多前書一章所記）。現在有一種說法，源於德國學者，就是把使徒行傳十五章看為作者自創的，並沒有歷史根據，只是作者用來表達他個人對初期教會作為一個和諧的群體的看法。然而這種意見似乎建基於哲學及神學上的成見，多於歷史研究或仔細審視內文的結果。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是：為甚麼把割禮和律法、恩典和信心的討論，以誡條中所包含的道德及禮儀上的課題作結？由於古代不同的稿本對這誡條有著不同的記載（例：伯撒抄本就沒有「勒死的牲畜」字眼，但加上一條負面的金科玉律）。結果是這誡條被解釋為救恩新的一套法律要求，是加諸外邦基督徒的禮儀及道德守則，或是專門針對外邦異端一些宗教習俗而設的防禦規條。總之，有人認為這誡條是有普遍及永恆意義的，也有人認為它只是為特定的時代和空間而設。舊約時代為與以色列人同住於迦南地的外邦人所遵守的規矩，與這誡條有很密切的關係（例：利十七，十八；參徒十五21）；這誡條也和他勒目（摩西五經）所記猶太人與外邦人接觸時當守的律法，有許多相同之處（例：挪亞七誡）。由此推論，這誡條是用來處理早期教會中，猶太及外邦基督徒相處時，因接觸而產生的有關問題。它也為初信的外邦人提供基本的宗教及道德指標，在當時的背景來說，猶太基督徒是有理由對這些人採取懷疑和保留態度的。保羅沒有提及這誡條，乃由於他知道它的應用並沒有法律性和普遍性的。耶路撒冷大公會議把基督教建立為宗教，以救恩為神白白賜人之禮物，人可憑信心領受。它排拒了靠著人的努力可得到救恩的說法。推衍其義，它也把基督教與其他只以某一民族、國家、文化或社會為中心的宗教分別出來。會議肯定了基督徒並不靠賴禮儀或遵守法律，來獲得救恩。但會議同時也認識到基督徒需要有負責及適當的行為，這顧及神的道德本性，並體察和關心其他基督徒的實際需要。J.JuliusScott,Jr.另參：「保羅」；「猶太派信徒」；「加拉太書」；「使徒行傳」。―― 證主聖經百科全書